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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独没准备这个。

没准备一个一口答应的周玉芳。

我坐在椅子上，那碗粥已经彻底凉了。

我看看我爸，又看看卧室那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门。

不对。

我妈答应得太痛快了。

太不对劲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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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早上八点二十，我妈从卧室出来了。

我差点没认出她。

她穿了一件我从没见过的衣服，枣红色的针织开衫，里面是一件剪裁利落的灰白色衬衫，下面一条深色直筒裤。头发不是平时那种随手一绾的发髻，而是去吹过的，蓬松的，发尾带一点弧度。耳朵上戴了一对珍珠耳钉，小小的，润润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。

她还抹了口红。

不是那种大红色，是一种偏豆沙的暗粉，衬得整个人气色好了十岁。

我爸从卫生间出来，一抬头看见她，脚步顿了一下。

他的表情很复杂。

大概在想：这个女人怎么离婚比过年还隆重。

“走吧。“

我妈拎起玄关柜上一只棕色的手提包。那包不是新的，但是皮面干净，拉链顺滑，保养得很好。

我爸站在客厅中央，嘴唇动了一下，什么也没说。他拎起自己那个旧公文包，黑色人造革的，侧面印着“全区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“，跟着我妈出了门。

我开车送他们。

路上，没人说话。

我爸坐后排左边，我妈坐副驾驶。两个人之间隔着两排座椅，像隔着四十七年的沉默。

车载广播在放交通路况，主持人的声音过分明快，跟车里的气氛格格不入。

我把车停在民政局门口。

“妈……“

“你在车里等着。“

我妈解开安全带，侧头看了一眼后排的我爸。

“陶建国，下车。“

我爸拎着那个先进工作者公文包，跟在她后面，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了民政局的大门。

我坐在驾驶座上，手攥着方向盘，两只手心全是汗。

我妈太镇定了。

镇定得不像一个被丈夫甩了的六十九岁的女人，镇定得不像一个即将了结半辈子婚姻的人。

她每句话都有条有理，每个决定都快刀斩乱麻。不哭，不闹，不纠缠，不追问。

她越是这样，我越是发毛。

四十多分钟后，他们出来了。

我妈走在前面。手里多了一个暗红色的小本。

阳光打在她身上，枣红色的开衫被风吹得微微鼓起来，整个人看着精神极了。

我爸跟在后面，手里也攥着一个同样的本子。但他走路的姿势变了，肩膀往下塌了一截，像被人从脊柱里抽走了一根筋。

两个人走到车边。

我妈拉开门，坐进来，系好安全带。

我爸在后面也坐了进去。

车里比来的时候更闷。

我发动车子，开出去两百米。

“妈……“

“回家再说。“

她看着窗外，语气轻描淡写的，像在说今天天气还行。

我爸在后排低着头，手里攥着那个离婚证，指节泛白。